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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基因后,人类的疯狂事

2012年的冬天,悉达多·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和父亲一同探望堂兄莫尼。莫尼在40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,余生都将在疯人院度过。

然而,莫尼并非家族中唯一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,父亲兄长中有两位都得了这样的疾病。

父亲的三哥拉杰什在22岁就患精神疾病去世。

而父亲的四哥贾古则更为凄惨,他的病情在孩童时期就展现出来,他胆小怯懦,不善交际,甚至偶尔会出现幻听和幻视。在被诊断出精神分裂后,就一直被作者的祖母照顾。当祖母与世长辞后,贾古也不辞而别,再也没有回来。

很显然,这种精神疾病在父亲家族中遗传多代,它存在于家族的基因里,并将流传到后代的身体中,给一代又一代带来悲伤和痛苦。


那些存在于我们身体内的基因平时一声不响,只有在给我们带来异于常人的性状时,才如平地惊雷般将我们惊醒,让我们意识到,这就是我们体内的控制者。

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改变基因,从而避免基因带来的苦难呢?

普利策奖获得者、著名科普作家穆克吉的畅销作品《基因传》The Gene: An Intimate History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。

它通过讲述基因理论的发展变革,将基因技术与制度、文化、伦理、道德的冲突和博弈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我们去思考基因技术可以做什么,又不可以做什么。


基因的发现及其所带来的生物学革命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。

随着人们对基因探索和认知的深入,基因工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,时至今日已经在农业、工业、医学、科学研究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。

然而,技术革新带来的不只有新的成果,还有新的问题,诸如「人类控制基因还是基因控制人类?」「人类能选择基因吗?」「人类是基因的奴隶吗?」这类的思考与实践一直与基因技术相伴存在。

那么,在发现和探索基因的过程中,人类都干过哪些疯狂而危险的事情?

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与基因的关系?

又该怎样看待遗传学及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?

不妨来看看在《基因传》中,穆克吉是怎样描述和理解这些问题的。



运用基因学必然伴随着残杀生命?


早在19世纪末期,达尔文和孟德尔刚刚发现遗传的秘密时,这样的想法就已经在许多人脑海中徘徊——既然我们发现了遗传的秘密,就应该可以为人类选出最好的基因,从而让人类避免疾病和悲伤。

当然从一个人的身体里删除基因是技术难以达到的,但是从人类的基因中删除致病基因却是有可能的。

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(Francis Galton)在1883年出版了一本《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》(Inquiries Into H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)。

这本充满争议的著作中,曾写到当时人们想到的优化方法,原理也很简单:他希望可以模拟自然选择的机制


既然自然界可以通过选择对动物物种的基因产生强大的影响,那么我们利用人工手段,选择出强壮聪明的人,让他们繁衍后代,人类的后代就会愈发健康优秀。

当时的生物学家瓦尔特(Herbert Eugene Walter)就在其著作《遗传学》(Genetics)中讲:

「改良环境和教育功在当代,改良血统则利在千秋。」

 赫伯特·瓦尔特(1867-1945),美国生物学家和作家,布朗大学教授。图为其著作《遗传学》。

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,这个办法未免有点太过残忍,难道瘦弱、愚笨的人就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孩子了吗?难道人人生而不平等吗?

但是当时的人们看到的更是另外一种责任。1869年,英国著名女作家乔治·艾略特(George Eliot)在《弗洛斯河上的磨坊》中写道:

「那个看似惹人喜爱的女人会不停地为你生出愚蠢的继承人,直到世界末日来临才会停止。」

在高尔顿看来,如果放任这些「愚蠢者」不断地繁衍后代,那么整个社会终将会被毁掉,我们不得不对人类负责。而这种思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。

1912年7月24日,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举行,12个国家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在此齐聚,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。

 优生学(Eugenics),是研究通过非自然或人为手段来改进国民遗传基因素质的学术领域,主张操纵、控制特定人口的演化进度,以及演化的方向。图为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的标志。图片来源:Wikipedia

但在我们现在看来,会上谈论的内容令人不寒而栗。

德国学者普洛兹(Alfred Ploetz)展示了种族卫生理论,他在会议上满含激情地宣布,开始启动种族清洗计划。

之后,美国学者瓦根伦(Bleeker van Wagenen)的发言更是有过之而不无不及,在其他国家还在理论阶段时,美国已经开始宣读自己的实践经验。

在报告中,他踌躇满志地讲述,美国已经建立了隔离中心,成立委员会。他们评估低能者、罪犯、精神失常者等,以此来筛选绝育人群。

他在会议中指出:

「占总人口数近十分之一的人都有劣等血统,他们完全不应该成为公民的父母。」

他并未夸大其词,当时的美国的确是这么做的。

穆克吉在《基因传》中讲述了1920年美国的真实案件,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疯狂。故事的主人公是艾米特·巴克(Emmett Adaline Buck)和卡丽·巴克(Carrie Buck)母女。

卡丽早年丧父,由母亲艾米特抚养长大。二人经济拮据,在肮脏破败的环境下靠施舍和打零工度日。

然而1920年的三月份,母亲艾米特在大街上忽然被抓,随后她被强制进行了一场草率的心理测试,就被归为「弱智」,送到了弗吉尼亚州立癫痫与智障收容所。

穆克吉在书中讲,「弱智」作为一种很宽泛的疾病,很容易把各色人等都容纳进来。

当时的妓女、孤儿、流浪汉、孤独症患者、女权主义者……总之只要行为或外表与大多数人不同,都会被划入这个范围。

艾米特被送入的这个收容所也不是普通的医院。艾米特在这里被迫赤身裸体地接受冲洗,用水银灌入生殖器消毒,最后被关入小房间,在高墙内度过余生。

在1920年以前,卡丽虽然生活贫穷,但是童年还算正常。她是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,平时爱笑,爱打打闹闹,在学校里会给男孩子写纸条,也会去附近的池塘里捉鲑鱼。

但是当母亲艾米特离开后,卡丽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。她被养父母的侄子强奸,之后怀孕。养父母为了防止家丑外扬,把卡丽带到法院,说她脾气暴躁、精神错乱,甚至荒淫无耻。

于是在1924年1月,卡丽也被判定为「弱智」,送入收容所当中。而在这次判决中,没人会在意两年前,卡丽的功课还被评为优秀。

11月,卡丽(左)与母亲艾米特(右)在弗吉尼亚州立癫痫与智障收容所前的合影。图片来源:Wikipedia残忍的社会暴行降临在这对母女身上,但生活依旧继续,直到在1924年,医生普里迪(Albert Priddy)找到了她。这并不是个好消息,普里迪是个狂热的优生绝育支持者,他疯狂地认为将智障者关在收容所里,可以避免劣质遗传,从而拯救人类的基因库。如今他需要从立法程序上明确,授权他为女性绝育,于是他找到了卡丽。在诉讼前,收容所委员会曾对卡丽再次质询,卡丽只被问了一个问题:

「你对即将实施的绝育手术有什么要说的吗?」

卡丽也只是重复着念叨:

「我的人种决定了一切。」

我们现在已经难以得知,她口中的「人种」指的是什么,也不知道是谁告诉这个小姑娘这样的话。

总之在第二年,也就是1925年的11月,弗吉尼亚州受审了卡丽的案件,四位证人证明了卡丽的疾病,之后普里迪胜诉。

但这一次,卡丽的律师对判决提出上诉。1927年,卡丽的案件被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。

当时普里迪已经去世,而收容所的负责人约翰·贝尔John H. Bell)作为继任者被出现在被告席上,这也就是当时著名的「巴克诉贝尔案」(Buck v. Bell)。

不幸的是,当时美国的移民大增,人们正处于对血统驳杂的恐惧之中,败诉成为意料之中的事。1927年10月,卡丽·巴克终究还是被做了绝育手术。

当时审判卡丽的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.)曾说:

「与其坐等这些智障者的后代犯罪后接受极刑,或者任由他们饥饿而死,倒不如阻止那些劣等生育后代,而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均可以利国利民。」

 小奥利弗·霍姆斯(1841-1935),美国诗人老奥利弗·霍姆斯之子,美国著名法学家和最高法院大法官,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。但其思想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,因而在生前和死后都遭到批评。图片来源:Wikipedia

如今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,他们竟然为了无法确定的未知,扼杀一个女性的自由权和生育权。

从高尔顿提出优生计划,到卡丽·巴克被法院强制绝育手术,这期间不过34年。

就在这短短30多年间,基因已经从社会言论,发展为操控人类社会发展、残害人类生命的强大工具。

面对这样的事实,我们不得不问:难道遗传学不是为了避免痛苦吗?对人类基因学的运用就必然伴随对人类生命的残杀吗?



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遗传学?

20世纪20年代,人类依据遗传学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的反人性举动。

如今我们当然再也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手段,筛选人种,伤害活生生的人,但是利用遗传学进行基因选择、造福人类的思想却并没有消失。正如穆克吉所指出的:

「现代优生学与传统优生学之间的关系区别在于,前者将基因作为选择的基本单位,仅此而已。」

由于现代基因学的进步,我们不需要再进行血腥的消灭,而是对看起来不正常的基因进行选择,就可以避免有害于人类的基因继续延续下去,从而按照最优标准来改造人类基因。

但我们丝毫没意识到,我们的现代基因选择与上世纪判定弱智一样,毫无依据,甚至带着点荒诞意味。

穆克吉在《基因传》中举了胚胎检测侏儒症(Dwarfism)的例子。

《赛巴斯钦·莫拉的肖像》,肖像的主人公为17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宫廷侏儒小丑。画师:委拉斯凯兹

侏儒症作为一种遗传病,会在胎儿的基因中体现,而在孕妇怀孕5个月左右时,可以通过羊膜刺穿,抽取羊水中的胚胎基因,检测基因序列是否与正常人相同。

侏儒症的染色体异常是十分容易检测出来的,而且与众不同的染色体与症状之间相关性不小。

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孕妇参与产前检查,检查出胎儿患有侏儒症,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迅速将其扼杀,这似乎是合情合理。

但其实,作为遗传病的一种,患有侏儒症并没有什么致命的社会危害。

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见过侏儒,他们从一两岁的时候生长就开始变缓,虽然身高通常只有1米3,但是体态相对匀称,智力也与同龄人相差无几。

或许有些侏儒症会有并发症的出现,但大多数都会平安地度过一生,受到最大的恶意大概只是人们异样的眼光。

现在我们延伸了这种歧视,干脆在胎儿时期扼杀掉他们,避免他们的出现,用我们的恶意从胚胎时期终结他们的生命。

如今,在大小医院,甚至随便在网页上搜索这类遗传病,都会给出终止妊娠的建议。所有人都建议母亲扼杀掉她已经有了痛感的孩子。

而且,据穆克吉所指出,带有侏儒症相关基因序列的胎儿长大后并不一定会得侏儒症。这并不只是个概率问题,而更是个技术难题。

事实上,人类基因与疾病之间的交互关系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,携带相同突变基因的人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。

他们有些可能会出现身体畸形的情况,有些只是微微长不高而已,而这些具体的因素是我们至今都搞不清楚的。

我们通过基因检测来确定侏儒症,从某种程度上,就像是委员会判定弱智一样,带着「宁可错杀,不能放过」的残忍和无知。

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基因学所造成的这一现象?又该如何看待遗传学?

穆克吉以医生的身份给出了两个观点。

第一个观点其实是引用了遗传学家马克库斯科(Victor A McKusick)的思想,穆克吉指出:

突变只不过是变异而已。


 维克多·马克库斯科,美国内科医师和遗传学家,著有《人类孟德尔遗传》。图片来源:profiles.nlm.nih.gov

这句话乍一听像句废话,突变除了变异还是能什么?

但实际上,我们对待突变的方式,却不仅仅是将其看作生物学上的变异,更多的是看作社会上的不正常项。

我们把常态看作优势,把不一样的思维方式看作心理疾病,把不一样的身体状态看作遗传病,优生学也由此而生。

穆克吉意识到,突变只是统计学上的概念,其中没有病理学或者道德层面的改变。这种遗传多样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,是我们在人猿时代就司空见惯的特点。甚至可以说人类就是由庞大突变体组成的。

突变不意味着疾病或者功能上的增减,而只是字面意思上。在「正常人」中,侏儒是不同的人群,但是他们并不是疾病患有者,而就像是黑发中的金发一样的不同人群。

而且人们心中的正常感是不稳定的,只是取决于人类的大众判断。没有所谓的聪明基因,也没有健康基因,这些都是人类的孤芳自赏。

如今我们把矮个子看作一种病,但或许再过百余年,超过1米5会变成「巨人症」。

正如美国儿童心理专家高普尼克(Alison Gopnik)所说:

「如果没有人去读书就不存在阅读障碍症了。如果你在狩猎时关注多个目标,可能是一种优势。但如果在课堂上,你将会成为反面的典型。」 艾莉森·高普尼克与孩子的合影。图片来源:alisongopnik.com

有些突变会造成身体的疾病,比如像开头所述的穆克吉家人那样。

然而这或许只是由于基因突变与环境的不相符,就像是白色翅膀的蝴蝶更容易被捕食者发现,所以不利于生存一样,但这并非是一种天生的错误。

而且,我们很难说清楚,这种基因与环境的适配度的大小。

譬如,一些儿童患有遗传性的自闭症(autism)亚型,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神态自若,甚至可能在一些象棋比赛或是记忆大赛里优于大多数人;但也有些时候,他们会整天躲在角落里枯燥无味地发呆。

复性垒物品或把物品排成一排的行为,通常会被视为自闭症的表现之一。图片来源:Wikipedia

穆克吉指出,在我们面对遗传病群体时,应该关注的并非与众不同的畸形,而更多的是应该解决与众不同所带来的问题。

他在《基因传》中写道:

「治疗的目的不是让患者重获『正常』,或者是消灭『不正常』。我们应该更多地尝试改善他们的生活,让环境与他们适配度增加。」

其次,作者的另一个观点指出:我们必须明白,我们的技术尚未成熟。

尽管我们似乎已经得知了遗传的精髓,明白了基因是如何变成蛋白质,如何展现在我们的躯体、容貌和性格上,甚至我们测量了人类基因的序列,得知每个基因的用处。

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,在许多时候,我们依然没办法把全部的事情搞清楚。正如叶芝在诗歌《拜占庭》中所写:「所有的人类都是错综复杂的个体。

1999年,一位叫作杰西·基辛格(Jesse Gelsinger)的18岁小伙子就提前受到了这种技术莽撞的恶果。

据《基因传》当中描述,基辛格是个活泼好动的小伙子,他喜欢摩托车与摔跤运动。

然而他的体内发生了基因突变,缺少了分解蛋白质的重要酶,这也就意味着他这一生都不能食用蛋白质。但是幸运的是,他的突变比较轻微,几乎不影响他的生活。

直到他遇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生威尔逊(James Wilson)。威尔逊一直都沉迷于基因治疗,对基因缺陷问题感兴趣,觉得基因治疗是改变医学的治疗方式。

在威尔逊调查之后,他觉得基辛格是个合适的人体试验对象,而基辛格也被他所描述的美好前景所打动。如果手术成功,再也没人会被这种疾病所困扰。

尽管家人出于安全考虑,都在劝说基辛格拒绝,但是基辛格觉得,这种尝试或许会帮助那些症状严重的儿童,是不可拒绝的请求。

于是在1999年6月,基辛格到达了宾夕法尼亚大学,在实验之前,他还兴高采烈地在城里逛了逛,留下一张拳击手的胜利姿势照片。

1999年9月13日,基辛格接受了手术,当天夜晚他就发了40度的高烧,之后肾脏功能开始衰竭,肺组织硬化。

9月17日,他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。

·基辛格(1981-1999),第一位公认因基因治疗试验失败而死亡的患者。图片来源:Wikipedia

基辛格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,声音依然悲痛

「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把握」。

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具有了把握呢?我们是否具有用基因去评判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把握呢?

就像我们不能轻易说,卡丽是弱智一样,在遗传学并不成熟的现在,我们不应该冒险去伤害任何一个生命。

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,当基因技术出现后,人类已无法回头,只能选择不断去改善和突破现有的技术。

但每一个选择,都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与责任,都可能决定着未来人类与基因之间的关系。

在技术层面,基辛格的悲剧是由于当时根本不具备成熟的临床试验条件;

但倘若有一天,人类达到了某种技术高度,我们真的就可以决定什么基因应该被留下,什么基因必然被删去吗?

我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?这些判断依据是否足以支撑我们对基因的选择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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